2007年11月26日，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公布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第一幅月面图像。 新华社发

     ●奔月之旅近乎完美，84项应急预案一个也没用上

    记者：栾总您好！首先向您表示衷心祝贺！这次“嫦娥一号”奔月之旅以近乎完美的动作，圆满完成任务，不但实现了发射时的零窗口、高精度入轨、使原定的3次修正减少到1次，并按照与“嫦娥”“事先的约定”传回清晰图片，仿佛一切均在掌控中，我们初次探月就一步跨越了别人几步的路程，您作为总指挥有什么感想？

    栾恩杰：这次工程如同赶考，第一次去那么远的深空，究竟怎么样？心总是悬着。随着全民对探月科普知识的了解，老百姓的关注度非常高，可以说是全国关注、全球瞩目，每一步你考得怎样，老百姓很清楚，压力很大。卫星奔月这十几天，每次我走进指控中心，都像去赶考。今天我可以欣慰地说，我们拿了个好分数，我们的84项预案一个也没用上。这和广大科技人员长年艰苦细致的准备和努力是分不开的。3年多来紧绷的神经，今天终于有一种解放的感觉。我们这个工程没给国家丢脸，是颗“争气星”。

    记者：据我们所知，迄今为止人类的120余次探月活动，成功率只有48％，首次探月几乎都是失败，中国人打破了这个禁忌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

    栾恩杰：美国和苏联，首次对月探测都是失败的，首发失败那是过程。月球中国人没去过，但人类去过，这个认识非常重要。别人怎么去的，中间发生什么问题，对我们来说都是财富。我们仔细分析了这些国家初次探月失败的原因,发现大量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工作的质量、产品的质量、材料的质量、器件的质量等问题造成的。

    所以，我们在整个工程中严格按照中央领导“高标准、高质量、高效率”的指示，强化基础研究、突出关键技术创新、严格过程管理、坚持质量第一。同时在卫星、火箭上采用了大量新技术。现在的卫星测控都是两根线走，重要的信息都是两根线通过去。好比你送信，前面的路堵了，就从另外方向送去，总有一个能送达。

    ●上天前，卫星曾进行了反复的地面试验，通电时间超过2000多小时

    记者：听说我们的“嫦娥一号”在上天前，曾进行了2000多小时的地面试验，大大高于地球卫星试验的时间，真正做到了“平日兵怎么练，仗就怎么打”，为什么要做这么长时间的地面试验？

    栾恩杰：我们在研制过程中进行了反反复复地验证，包括如何进行设计，如何保证系统的质量等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们搞了将近30次的各种大型试验。作为卫星来讲，“嫦娥一号”在地面的通电时间是卫星里面最多的，超过2000多个小时。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考核，冲击试验、振动试验、热环境试验和全系统进行了对接，进行了模飞演练，甚至也利用国际合作进行试验，之前欧洲的Smart-1探测器要撞击月球，我们就试验了一下测控，检查我们的测控和跟踪能力。

    但真正的战场和演习毕竟是两回事，在地面上不可能全部模仿天上环境。比如说，在“嫦娥”卫星上有一个发动机，我们指望它做将近10次的变轨和调姿，卫星上很多东西是备份的，但发动机不能装两个，而且装到卫星上之后是不可试验的。所以同样的发动机，我们做了80多次试验，点火再点火，几千分钟都点过。

    ●航天是高风险的事业，关键数据我都复算了一遍

    记者：您曾形象地把航天的高风险比作“一人得病，全家吃药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    栾恩杰：卫星研制中大量的工作是举一反三。这3年多来，别的卫星一出事，我们就“吃药”，马上检查别人的问题在我们这儿有没有反应。如果有马上改。别人感冒了，我们也得做预防。

    记者：别人感冒，大家吃药，是不是有些过度敏感了？探月卫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
    栾恩杰：是的，别人有问题，我们就做检查。时间长了，人是会感觉到有点疲乏。当然我们不是无原则地查，与我们相关的部分，一定要查，把相关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。比如同样的设备，同样的器件，要认真彻底地查。其他管理层面上的问题，比如疏于管理，没有复查，没有做很多试验，类似这些要从原因方面查。同时，我们在全线宣传，探月工程要反复复查不能烦。别人病了，我们吃药，有时比“病人”吃得还多，得病的吃两包，我们没得病的吃三包。总的来说，3年多来系统查了无数次。

    当然，作为领导要注意把握好，有风就是雨也不好，实事求是地开展活动。宗旨是要提高可靠性，确保我们向党中央立的“军令状”落到实处。作为各个分系统的负责人，我强调从我做起，不当技术官僚，必须下场跟踪，必须准确及时掌握一线进展情况，所有关键数据我自己全部复算了一遍，计算器敲坏了两个，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是瞎指挥，才能精准把握和推动工作高质量完成。

    ●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但不要让失败太多

    记者：此次探月据说我们使用了很多成熟技术，您当年受命担任工程总指挥的时候仍然感到压力很大，当时最大的担心是什么？

    栾恩杰：从当时来讲，虽然利用的是成熟的技术，但完成的目标不一样。比如你开汽车，是成熟的汽车、成熟的技术，但当你越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你认为可以过去，但实际上是不是能过去，还不一定。对车体的机动性要求、你随机应变能力的要求，都是特殊的。所以并不是说成熟技术就没有难点，中间的难点是非常多的，心里并不轻松。3年多来我们的科研队伍很艰难地走过来了，大家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。

    “嫦娥”卫星要完成那么多特技动作，行不行？即使是成熟的运动员还容易失误呢，何况是历史上头一次做。虽然技术是成熟的，但环境不一样了，参数不一样了。别以为翻几个跟头就去了，在什么地方翻？什么环境下翻？情况都不一样。“嫦娥”卫星是中国航天史上变轨次数最多的卫星。特别是在奔月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准确地测量获得卫星的位置参数、速度参数、姿态参数，才能完成变轨。虽然都是成熟技术，但是加在一起也是新的东西。

    记者：工程进展过程中，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头痛的时候？

    栾恩杰：我搞航天40多年，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。过去有这种心情，大概干久了心理成熟就没有了（笑）。我常和同志们说，要树立一个信念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但不要让失败太多。失败是过程，成功是必然的，记住这一条，你就有信心做下去。世界所有航天活动，都有风险，都沮丧过，掉过泪，伤心过，但只要你努力去干一定会成功。小孩走路没有不摔跤的，不走路，永远不会走。

    记者：有没有遇到过非常为难的事或者说非常难以抉择的事情？

    栾恩杰：难以抉择的事遇到过，但很难的还没有。比如“嫦娥”的轨道设计，最难的是要做十来次的变轨，每一次变轨都用到推进剂。推进剂一共带了1.2吨，上去还要围绕月亮转，卫星的推进剂的余量就很紧张。为什么现在窗口要求特别紧呢？轨道窗口越窄，走得就越痛快。如果很宽，就要花费很多的推进剂，如果卫星在运动过程中脱离开预定轨道，要花很大的力量把它揪回来，这个力量也需要推进剂。推进剂带的是有限的，这是非常挠头的一个事。怎么办？压缩各个环节，争取推进系统的余量，轨道的每个环节都要设计好使它少用推进剂。所以，我们对发射日、发射时、轨道运行要求都非常严。